老虎机优惠活动-优惠活动论坛

楼志文:一位上海老股民的股市春秋

时间:2019-03-08 17:06来源:网络 作者:宝马 点击:
作者:楼志文饮水思源。我们这一代股民,我是幸运的,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股海沉浮,目前有安定的晚年,市区有宽敞的住房,南汇桃园有理想的别墅可以颐养天年,周围的亲戚也都有所得益。我从心底感激党和政府,感恩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英明政策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美

  作者:楼志文

  饮水思源。我们这一代股民,我是幸运的,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股海沉浮,目前有安定的晚年,市区有宽敞的住房,南汇桃园有理想的别墅可以颐养天年,周围的亲戚也都有所得益。我从心底感激党和政府,感恩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英明政策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美好时代。

  1江宁路排队买延中股票

  延中公司原是静安区延安中路街道所属的一家街道工厂。为拓展复印机业务,向银行贷款困难,所以就准备自己发行股票集资。江宁路45号静安体育馆门口半夜就排起了长队。从江宁里向北,围绕陕西北路,北京西路,再回到江宁里可以首尾相望,差不多有4万人,场面十分壮观。我排了4个小时,买了120股。

  我是上海第二印染厂车工,出身于甬籍商人家庭。在1953年,我目睹了人民政府的一件德政:即在日伪、国民党时期的银行储户存款,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清理予以偿还,而这些银行早已倒闭。于是在我年轻的心灵上铭记了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烙印。所以,我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,都积极参与。1985年1月,我得悉延中公司要发股票,大清早从杨浦区赶到江宁路排队认购;后来,听说虬江路有打折的国库券卖,我随即将家中余款全部换成国库券储存。

  延中公司原是静安区延安中路街道所属的一家街道工厂。为拓展复印机业务,向银行贷款困难,所以就准备自己发行股票集资。当时,股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已经停掉了34年了,延中公司怕发行困难,所以股息优厚,每年股息15%,为吸引股票投资者,还安排了摇奖,奖品有缝纫机、照相机之类,特等奖是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。1985年1月14日是延中股票认购日,这是上海首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,那天在江宁路45号静安体育馆门口半夜就排起了长队。因地处闹市区,当天又不收现金,所以附近居民和路人闻讯纷纷加入认购队伍,队伍越排越长,从江宁里向北,围绕陕西北路,北京西路,再回到江宁里可以首尾相望,差不多有4万人,场面十分壮观。延中公司当时发行十万股,500万元,每股面值50元,实际买到股票的有18000多人,我排了4个小时,买了120股。

  1985年2月17日,延中公司在延安中路955弄63号新成中学的一间大型梯级教室召开延中公司首次股东代表大会,出席会议的股东有100多人,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。上午由筹备处负责人周鑫荣介绍筹建工作过程,下午讨论公司章程和选举董、监事会。中午就在新成中学的礼堂内用餐。午餐是公司招待的2只面包、几片红肠,因时值寒冬,为御寒,公司特意用卷心菜、洋山芋烧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罗宋汤。股东们知道公司所花费的都是股东的钱,吃的都是自家的钞票,吃得津津有味,都很开心。

  延中公司就是这样勤俭创业、艰苦奋斗,经过几年的努力,把街道小厂发展成著名的上市公司,在新中国证券发展史上创下了众多的“第一”。后来受到了宝安、北大方正的青睐。现在延中实业成了方正科技(600601,股吧),“延中罗宋汤”也就此绝版。

  2西康路上的“证券市场”

  1990年夏天,“南风掀起浦江潮”,深圳一批淘金者到上海收购股票,他们深入到工厂、街道,特别是西康路上向工人、市民收购股票。西康路顿时热闹起来,也激发了上海投资者的炒股热情。各路“打桩模子”(上海话,指无许可证设摊做生意的人)英雄好汉云集西康路,都想挤进来捞一把。

  1986年9月,南京西路和西康路上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,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,开始为股民办理股票交易手续,但并不热闹。许多上海人买了股票就把它当作银行存单一样放入箱底。当时股票是纸质的,公众股一股一张,如A4纸一般大小,背面记录姓名、交易日期。

  1990年夏天,“南风掀起浦江潮”,深圳一批淘金者到上海收购股票,他们深入到工厂、街道,特别是西康路上向工人、市民收购股票。西康路顿时热闹起来,也激发了上海投资者的炒股热情。各路“打桩模子”英雄好汉云集西康路,都想挤进来捞一把。股票也像吃了发酵粉一样日涨夜大,只要买到股票即能赚钱。当时在柜台上买卖股票手续十分麻烦,每股股票要填写、盖章等五道手续,还要付7%的手续费,所以有许多股友经不住这些“打桩模子”的软缠硬磨和高价诱惑,就出让了自己的股票,其间只要附上自己身份证的复印件即可成交了。

  一天,我到西康路打听行情,人们摩肩接踵,交头接耳地谈论股票。当他们得知我有延中、电真空股票时,顿时把我包围起来,要向我买收购股票。我坚持不做黑市交易,费尽口舌坚持不卖总算突出重围。我知趣地赶紧骑上自行车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不料有两个男青年骑车尾随我身后,把我逼进陕西北路一条弄堂里,一定要收购我的股票,要我开个价。纠缠了半个小时,见我坚持不肯出让,他们也只能放我动身。此后我再到西康路,就不敢说自己有股票了。

  当时我坚持不做黑市交易,主要是这样做会留有后患,因为这批人买了股票根本不去过户,而是加价卖出,身份证复印件也随股票不断转手,若股价上涨卖出者吃亏也就太平无事,若黑市股价下跌,则就根据身份证地址寻上门来,要把股票退还给你。原价退还还算客气,否则叫三四个流氓到你家打麻将,闹得你全家不安宁。有的人不服气拉他们到派出所去评理,这批人来个恶人先告状,诉说卖出者是欺他们不懂股票而卖高价,现在发觉上当要求退还,结果只能退钱了事。

  讲到西康路还想起一个小插曲:有一次,在西康路上遇见一位熟识的炒外币的朋友(黄牛)。他善意地对我说:“股票就是一张纸头,类似像延中股票是街道小厂,它亏损倒闭了,你找谁要钱去?像我手里的美金是硬通货,可以全世界流通,无论什么时候、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贬值。”当时面值100元一股的电真空和100美元的市价差不多,所以他建议我把股票换成美元。我知道这是“黄牛”的理论,只是朝他笑笑。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会越来越好,所以我坚持拿着股票不放。从1990年算起,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增长,最高时也不到一倍,而延中股票增值了1000多倍,储存美元的朋友那就吃大亏了。

  3“范侗”的由来

  有券商工作人员把我成交的高价让给其亲朋好友,把低价甚至不成交的全算在我头上,这完全有可能。好友劝我写文章披露此事。想想这些先生、小姐是存心“吃吃”我,那就让他们吃吃饱吧,便准备一大桶饭供他们畅吃不误。于是,就写了一封信给《上海证券报》,署名“范侗”,即“饭桶”的谐音。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初,证券业虽逐步走上正规,但还是“庙少香客多”,偌大的杨浦区,只有江浦路一家证券营业部,全市只有20多家营业部可以买卖股票,而且规定在哪家营业部买进的股票只许在哪家卖出。当时买入股票都要等开门,用百米冲刺的速度“抢跑道”。现在的股民都没听说过“抢跑道”这个词儿。在那个时候,这可是市场的“关键词”!买进卖出都要“抢跑道”。抢不到“跑道”那就惨了,只有高吸低抛的命。我为了增强“抢跑道”的能力,分别在四家营业部开了户。

  1991年7月,我判断持有的股票要下跌,在四家营业部分别将手中的股票委托卖出。次日股票果然下跌,我暗自庆幸这次卖了好价钱,不料去交割时发现,四家公司有三家把我的账“弄错了”。

  在A公司,我委托卖出“225手电真空”都以上限价顺利成交。不料买进股票的W公司说是电脑打错,退还82手,把我退回的82手再卖出,只能卖低价。A公司解释,电脑打错是常有的事,只要双方同意可以作罢。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,但明明高价卖出的股票算给我的却是低价。

  真空电子股票票样

  在B公司,我把延中股票分批卖出,结算时发现券商少卖了10手,但时已隔三天,再卖出又时卖低价。

  在C公司,我委托卖出“155手电真空”。报单小姐竟只报卖出“5手”,等晚上结账时发觉,只能第二天再卖,结果只卖出一半而且又是低价。经理先生一声抱歉,我算算损失又是上千元。

  第四家是老牌公司,办事比较严谨,账是未弄错,但白领小姐一副朝南坐的面孔令人却步,见我一身布衣就颐指气使地把我当“阿乡”,交割完毕后股东卡没有还我,我要求取回股东卡,她不但矢口否认,还对我一场数落,服务态度之恶劣令人难以忍受。

  很明显,这里面发生的问题,要么是券商工作不负责任,要么是在申报中券商做了手脚来欺负中小客户。为此我非常气愤。由于当时股票买卖全是人工操作,即客户填好委托单交给营业部,由营业部输入撮合成交,这种交易方式,营业部有很大的主导权,成交与否、成交价格的高低,都掌握在营业部的这些操作者手中。他们把我成交的高价让给其亲朋好友,把低价甚至不成交的全算在我头上,这完全有可能。因为大户与公司有交情,所以不会错;小户量小吃亏不起,所以不能错。像我这种客户资金不大不小,面熟而无深交,生性不会争吵,所以正好“吃吃”(上海方言,意思是欺负)。当时《上海证券报》开办不久,好友们都劝我写文章披露此事。但我顾虑重重,不写吧气不过,写了又怕得罪券商,下次再去买卖股票要被穿“小鞋”,为此署个笔名。想想这些先生、小姐是存心“吃吃”我,那就让他们吃吃饱吧,便准备一大桶饭供他们畅吃不误。于是,就写了一封信给《上海证券报》,署名“范侗”,即“饭桶”的谐音。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的尉文渊当时还兼任《上海证券报》总编辑,他十分重视这封来信,不仅在1991年第4期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全文照登,还亲自写了“编者按”。《上海证券报》为此还开辟了“社会批评和监督”专栏,欢迎各界人士批评监督。

  此信见报后,反响强烈,许多股民写信到报社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,在1991年8月5日的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又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,标题就是“我们都是饭桶”。因此,拙文成为沪市第一篇公开批评证券商的文章,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共鸣,大家纷纷来信叹苦经,声称证券公司才是“皇帝”,而客户只能做“饭桶”,听任吃食。一时间,沪市“饭桶”满天飞,笔名“范侗”也就一举成名,甚至后来熟人见面就直呼我为“范先生”了。

  4帮人炒股亏损自担

  邻居、同事都是工薪阶层,投资买股票的是他们的血汗钱,是亏不起的。为了顾全信义,只能把大伙搭在我账上的资金全额返回了结,亏损自担。此后我再也不敢轻易接受他人资金了。当年我代人炒股的两本账簿至今还保留着,上面记录的在股市中得益的亲友有50多人。这两本账簿,也记载着我们的友谊与情义。

 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那年,我提前退休成了职业投资者。好友,同事邻居都在职工作,听说炒股获利丰厚,也想分享一下改革开放的红利,奈没有时间。当时股票也简单,只有“老八股”八只股票。我又不懂股市风险,只知助人为乐。他们托我,我总是接受,当时工厂里的口号,还是抓革命,促生产,所以我们戏言:“我帮你们抓革命,你们在工厂里促生产”共同致富。

  当时,帮助他人炒股的做法很简单,就是他们把现金交给我,股票、基金、债券全买在我的账上,成交后以交割单结算。凡我认为可能盈利的如认购证、基金等,我都尽力向周围亲友推荐。当时偌大的杨浦区只有江浦路一家代理商,那里一半的认购证由我向周围亲友推销掉了。后来,股票陆续上市兑现了,亲友们来结账,马夹袋拎来的是苹果香蕉,而拎回去的都是整叠的百元大钞。其中最幸运的一位亲戚,现成地用从股市中赚来的钱在黄浦区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豪宅,那时他们称我为“财神爷”。

  但市场风险难测,后来股市出现了大跌,我账上的资金也快速缩水。我想那些邻居、同事都是工薪阶层,投资买股票的是他们的血汗钱,是亏不起的。为了顾全信义,只能把大伙搭在我账上的资金全额返回了结,亏损自担。此后我再也不敢轻易接受他人资金了。当年我代人炒股的两本账簿至今还保留着,上面记录的在股市中得益的亲友有50多人。这两本账簿,记录的是股票买卖情况,也记载着我们的友谊与情义。

  5“招股七人谈”

  时任《新闻报》主编的贺宛男,邀请应健中、赵磊、浦家元和我等七位股市圈内人士座谈,讨论如何改进股票发行办法。会后,由记者执笔,把讨论结果写了一篇题为“招股七人谈”的报道,建议采取银行存单和发放认购证等办法,摇号购股。1992年,开始有了认购证,作为中号认股凭证。

  第一代股民有很多是靠“认购证”发家的,我不仅是“认购证”的受益者,也算得上是认购证的发起者之一。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初,上海股票只有“延中、真空”等八只股票,俗称“老八股”,市场供不应求。为增加供应,在1991年8月,有关方面委托万国证券代理发行“兴业房产”股票。消息传出,就有人提前两天到万国证券公司门口排队,后来把万国证券公司围得水泄不通。证券公司怕出事,决定转移到江湾体育场发放预约券,结果还是挤伤了人。

  时任《新闻报》主编的贺宛男见此情形,邀请应健中、赵磊、浦家元和我等七位股市圈内人士座谈,讨论如何改进股票发行办法。会后,由记者执笔,把讨论结果写了一篇题为“招股七人谈”的报道,建议采取银行存单和发放认购证等办法,摇号购股。该文章见报后影响很大,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。1992年,开始有了认购证,作为中号认股凭证。

  当时,认购证印刷精美,内有不同颜色的薄纸4页,定价每份人民币30元,摇中号码可购买股票,摇不中即作为捐赠,贡献为社会福利。当时看一场电影票价为5元,据说准备上市的公司仅约10家,中号率只有3-4%。精明的上海人算来算去不合算,所以买者寥寥,许多承销单位只能下基层去推销。当时杨浦区只有江浦路一家信用社代理证券业务,承销5000份,担心无法完成,请我帮忙。我这个人比较热心,就尽力向周围亲友推销,怕买得少了中不了号,就叮嘱他们有能力买100份,或者几个人拼凑起来买100份,加上自己买的总共卖了2000多份。待认购证发行结束,邓小平南巡讲话传到了上海。上海各单位争相发行股票,认购证成了抢手货。认购证的黑市交易价也直线上升,100份认购证从3000元炒到6万多元,“黄万国”门口这块风水宝地也成了认购证黑市交易的黄金宝地。

  我周围的许多人,从买股票盈利到买认购证发财,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那时,我帮亲友买了许多认购证,一些亲友也因此离开简屋棚户搬进公寓高楼,结婚成家。

  6吉人天相否极泰来

  我把资金借给某券商做委托理财,被公安部门冻结,该案拖了三年最终获胜,我十分高兴,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委托理财的风险,我向新闻媒体讲述了自己的遭遇;同时,我还向证监会等部门控告,要求对该券商董事长按《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》追究法律责任,这可以说是股民依法投诉券商董事长个人的第一例。

  1995年,我主要投资国债。当时为了活跃国债交易,在交易所开设了国债期货,我也参与了国债期货。因为当时通胀,银行除了高利率外,还每个月公布保值补贴。这就给国债期货带来了博弈空间。做多的一方认定国债到期也会有保值补贴,于是一路推升期货价格,当时三年期国债到期本息之和为140元左右,但期货价格已经超过了150元,而且还在继续上涨;而做空的一方则认为国债收益率3年前已经确定,好比是合同已经生效,政府不可能再对国债加保值贴补,现在的价格是不靠谱的。

  我当时手中持有大量国债现券,就趁势做空卖出赚取差价。奈何期货交易价继续上涨,我不肯认输,就不断追加保证金准备坚持到底,认为即使判断失误,到期可以用国债现券交割,因为手中有足额的现券,这种“套期保值”的做法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输的。

  无奈天有不测风云,因国债期货价格竟然涨到180多元,疯涨失控,所以在1995年5月17日管理层决定全面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限期在5月底前全部平仓清场。手中的国债期货账户被强制平仓,我在这场博弈中惨败告终。

  虽然我在国债期货中遭遇“滑铁卢”,但还是对中国股市充满信心,坚持鏖战,经历了网络股大牛市,到2001年上证指数创出2245点新高后,我歇手了。

  为保存实力,在2002年7月,经熟人介绍,我将资金借给某券商上海营业部做委托理财,约定时间为一年,年收益率为10.5%,协议书上有法人签章,为保险起见,我还特地在该营业部开了资金账户,把这笔资金存在自己名下,以保安全。

  就在协议即将到期的最后一个月,祸从天降,公安部门找上门来了。原来该营业部把许多客户的资金借给庄家,庄家爆仓逃逸,营业部经理被捕,被庄家动用的客户资金账户全部被公安部门冻结,其中就包括我的那笔钱。对我而言,这可是全部的家庭资产,一旦这笔钱泡汤,全家人可怎么过啊?在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,我走上一条“秋菊打官司”的讨债之路。最终上海中院判决我胜诉,券商不服,但上海高院还是维持原判。

  拖了三年的案件终于获胜,我十分高兴,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委托理财的风险,我向新闻媒体讲述了自己的遭遇;同时,我还向证监会等部门控告,要求对该券商董事长按《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》追究法律责任,这可以说是股民依法投诉券商董事长个人的第一例。

  也是巧合,此案拖了三年,正好让我避开了三年熊市,等我欠款拿到手,正好牛市起步。自然是吉人天相,否极泰来。

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:金融投资报。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和讯网立场。投资者据此操作,风险请自担。

  (责任编辑:张洋HN080)

免责申明:部分内容来源互联网,如果不小心侵犯了您的权益,请与我们联系,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。
  • 请使用1024*768分辨率浏览本站以达到最佳视觉效果